當受邀擔任電影《長津湖》歷史顧問時，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很感動。作為有50年軍齡的老軍人，王樹增透露，自己的老部隊就是從上甘嶺上下來的，“抗美援朝這次戰(zhàn)役充分地體現了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為了維護新中國的安全，中華兒女的那種絕死作戰(zhàn)的精神。這種決死作戰(zhàn)的精神，至今還令眾人敬仰，所以我認為應該有這樣一部藝術作品來反映它，特別是用電影的方式來反映它。”

影片成敗的一個標志性的原則是，能否體現出志愿軍戰(zhàn)士真實的精神狀態(tài)

王樹增曾著有《遠東朝鮮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1901》《長征》《抗日戰(zhàn)爭》《抗美援朝》等長篇紀實文學，對抗美援朝戰(zhàn)爭頗有研究。王樹增表示，這些作品屬于非虛構類的文學領域，因此準備的時間比較長，需要大量研究史料，“要采訪當事人，另外還要勘察戰(zhàn)場等等，所以每一本原創(chuàng)書的寫作時間大約都得七八年以上。”

這次擔任《長津湖》歷史顧問，王樹增主要還是從歷史方面做一些顧問工作。在他看來，檢驗《長津湖》成敗的一個標志性的原則就是，能不能體現出當時志愿軍戰(zhàn)士，那些優(yōu)秀的中華兒女們真實的精神狀態(tài)。“只有情感描寫得真實了，你才能感動觀眾。在這種真實之下，才能托舉起想彰顯的主題——為了民族的尊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以及中國人民的長久的幸福生活，戰(zhàn)士們不惜前赴后繼、赴湯蹈火。由此，也是向所有人宣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和武裝力量是不可戰(zhàn)勝的，誰也不能阻止中國人民對和平生活的追求，誰也不能夠侮辱中華民族的尊嚴。我想如果達到這一點，我們影片就成功了。”

而在反復研究檔案后，王樹增說了一個讓他心驚的事實——長津湖戰(zhàn)役的嚴寒，當時在低溫之下奔向蓋馬高原的戰(zhàn)士們，基本上防寒的衣物都是不全的。“雖然我們盡了最大努力為戰(zhàn)士們準備御寒的衣物，但由于當時國力所限，絕大部分戰(zhàn)士們是沒有領全的。有的領了棉衣，有的只領了棉褲，有的戰(zhàn)士甚至只領了一頂棉帽而已。由于軍情緊張，我們的戰(zhàn)士們義無反顧地撲向了蓋馬高原。在嚴寒之下，可以想象當時的困苦狀態(tài)是什么樣子的，資料中也有很多我軍凍傷的記錄。而我們東線戰(zhàn)場的對手，又是美軍最強悍的部隊——陸戰(zhàn)一師，還有美軍第十軍陸軍的一些部隊。當時美軍不但武器裝備是一流的，他們的被服裝備也是一流的。在這塊冰雪天地當中，兩軍交戰(zhàn)之時，我軍將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是可想而知的。”

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第二次戰(zhàn)役分成東西兩個戰(zhàn)場，由于戰(zhàn)事的擴大，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對戰(zhàn)爭的介入不斷深入，于是在朝鮮半島的東北方向出現了一個東線戰(zhàn)場，就是長津湖的那個方向。作戰(zhàn)開始的時候已經到了11月份，是冬天了。戰(zhàn)爭發(fā)生的蓋馬高原，氣候特征和西伯利亞是一樣的，屬于高寒地帶，冬季氣溫都在零下10多度、20多度以下，長津湖之戰(zhàn)時，甚至到過零下40多度，在這種狀態(tài)之下的戰(zhàn)場，自然環(huán)境非常殘酷，電影中也真實重現了當時的寒冷。

藝術影片和紀錄片、軍事片要區(qū)別開來

《長津湖》是一部劇情故事片，而不是紀錄片，如何保持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平衡，是創(chuàng)作者們必須考慮的一個重點。對此，王樹增認為，電影必須有藝術加工，需要區(qū)分開藝術電影和紀錄片、軍事片、軍教片這類影片的差別，這是兩個美學范疇。如果兩者混為一種創(chuàng)作原則和美學范疇，那其實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例如經典電影《上甘嶺》，王樹增認為影片的歷史背景是真實的，電影在這方面就必須真實，但在影片的人物和情節(jié)的設置中，必須適當遵循虛構的原則，“不然的話它就不叫電影了。那么這里的人、事情、細節(jié)，都是要從歷史當中去挖掘，最后編排進我們的影片當中。我想這不光是國產戰(zhàn)爭片的一個基本的創(chuàng)作原則，也是全世界藝術電影的一個創(chuàng)作原則。全世界的戰(zhàn)爭電影很多，我之前看過《血戰(zhàn)鋼鋸嶺》，描寫了太平洋戰(zhàn)爭的某一個瞬間。我們作為研究歷史的人，知道影片的歷史背景，說的是哪次戰(zhàn)斗，但是影片中關于人物和情節(jié)的流程都是虛構的，那為什么還去觀賞它？因為我們需要明白，這是藝術影片基本的審美規(guī)律。”

學術爭論和藝術爭論是兩個概念

作為一部戰(zhàn)爭片，《長津湖》得到很多軍事迷的關注。對于電影中的一些細節(jié)，軍事迷們也不乏爭論，王樹增表示，“這種爭論很正常”。

王樹增認為，電影引起爭論是好事，說明受關注，但是王樹增想強調的是，一定要區(qū)分學術爭論和藝術爭論，這是兩個概念。王樹增表示，這些軍事愛好者之所以成為軍迷是因為他們對我們的民族歷史有相當的感情，所以大家會爭論某一個細節(jié)、某一場戰(zhàn)斗、甚至某一場戰(zhàn)斗當中的指揮員的名字、年齡、老家、家人什么樣子的等等，還要爭論到當時步槍是什么樣子的，口徑是多大的？鋼盔是什么樣子的，是德式的、日式的還是法式的？“有這些對我們的民族歷史注入了相當情感的青年，不是我們民族的幸事嗎？”

但是，爭論也是有界限的，王樹增說：“如果咱們爭論戰(zhàn)史、軍史，我們可以一點點來，但是藝術的領域不是我們爭論的范疇。如果說你用真實細節(jié)去套那些電影、小說，那么我們就沒有爭論的基礎了。因為我們背離的一個原則，就是學術的爭論和藝術爭論是兩回事。”

在王樹增看來，電影要審視的是，作品有沒有反映那個時代、當時的人，有沒有體現精神狀態(tài)和文明程度發(fā)展到什么情況？當中人的感情和今天能不能對應上？包括《長津湖》在內的眾多影片，即便要有爭論，也應該是爭論這個影片有沒有反映出來我軍當時的精神狀態(tài)，“我希望軍事迷可以對我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我們非常歡迎他們，也非常尊重他們，但是，我也希望這些軍事迷用藝術的眼光來審視我們的藝術影片，我希望更多的是能夠在歷史層面上，他們用掌握的歷史一些細節(jié)，在歷史層面上幫助我們提升這部影片的精神價值，而不是考證價值。”

一批優(yōu)秀的中華兒女支撐起中華民族尊嚴的脊梁

作為有50年軍齡的老軍人，王樹增對《長津湖》感慨良多：“我的老首長和我入伍的時候那些老兵們，都是我的偶像。我之所以崇拜他們，就是因為作為一個軍人，要為榮譽而戰(zhàn)。我們從老兵們那兒吸取的一些精神營養(yǎng)，是使我作為一個軍人堅定的信念。當我們民族面臨危機的時候，當我們的百姓需要我們拿起槍走向戰(zhàn)場的時候，我們必定能夠舍生忘死去作戰(zhàn)，絕不會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丟人。我們要用我們的勝利，來回報人民的養(yǎng)育之恩，這是我作為一個老軍人的心里的話。”

如今的《長津湖》和拍攝《上甘嶺》的時代已經發(fā)生很大不同，那段歷史距離現在的年輕人，已經70多年，但是也因此，《長津湖》在現今尤為重要。王樹增希望通過這部影片讓青年知道，在那個歷史階段和那場戰(zhàn)爭當中，有這樣一批優(yōu)秀的中華兒女，他們支撐起來中華民族尊嚴的脊梁。有了他們，我們民族才有希望，盡管他們倒在冰雪當中，很多甚至都沒有留下姓名，但是他們依舊在我們心里，是我們民族的豐碑。

王樹增還希望觀眾看了影片之后懂得一個道理：民族的發(fā)展、人民的幸福生活、國家的安全，甚至具體一個人的成功，都不是輕易得來的，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希望，我們的觀眾看了這部影片之后，能夠面對你的人生。即使遇到了困難和坎坷，也要讓自己生活得更堅強一些，更理性一些。這對你的人生，以及對你生活在這個片土地上的發(fā)展，都是有好處的。你會和我們的前輩們一起度過那段艱苦的時光，同時在那段艱苦的時光當中體味什么叫英雄，什么叫頑強不屈，什么叫愛國主義。我相信，具備了英雄主義的人生，必定能走到輝煌的頂點。”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肖揚

編輯/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