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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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底，《電影手冊》等多家電影權威機構陸續(xù)發(fā)布“年度十佳電影”。雖然選取視角不同，但總有幾部影片是重合的，其中美國資深電影導演保羅·施拉德的新片《算牌人》登上了好幾個榜單。有趣的是，保羅·施拉德本人也公布了自己的“年度十佳電影”，而《算牌人》赫然位列榜首——這是不是老導演的“任性”或者“敝帚自珍”呢？

在幾種“十佳”中，《算牌人》的討論度可以說是相對較低的，雖然這部電影不乏當紅影星的加持——主演是在《沙丘》中扮演公爵，因為好身材吸粉無數(shù)的奧斯卡·伊薩克，男二號是當紅小生，“95后”的泰爾·謝里丹，男三號則是各國影迷都非常熟悉的資深演技派演員威廉·達福，陣容不可謂不強；但是，當下的觀眾似乎對施拉德想表達的主題并沒有多少回應。

人們對這部電影的態(tài)度歸納起來有兩種：一種是將這部影片看作驚悚類型片，那必然會在觀感方面感到失望，因為驚悚類型片的首要吸引力原則上是情節(jié)必須不斷“反轉”，而這部電影雖然也有“反轉”，但并不是按照這個套路出牌的，或者說，類型片的觀眾跟不上導演的思路。另一種呢？接近于“嗯，我知道這部電影的導演是很有水準的，但我現(xiàn)在太忙，不想去想那么多，存在盤里等有功夫再看吧”?；蛟S，施拉德這么做就是為了提醒觀眾注意他要表達的思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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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所要表達的是什么呢？

作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好萊塢電影”運動的主將，施拉德今天面對的是新一代的觀眾——漫威超級英雄電影和“奈飛”的觀眾。但是跟他的老戰(zhàn)友、去年對“奈飛”開火的馬丁·斯科塞斯相比，他的態(tài)度要平和得多，他知道這個時代一定會到來，并多次稱自己的“存在主義電影”已經過時了，但他真的甘心嗎？

又或者，觀眾應該嫌棄他的“精英主義立場”？他的電影顯然是有門檻的，他集編劇、導演、學者、影評家于一身，他的電影文學甚至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語，這來自他嚴謹?shù)?、英語古典文學教育，是今天的導演無法想象的。他屬于電影“黃金時代”影響下的導演，他的個人電影史前三名分別是伯格曼的《假面》、小津的《東京物語》，以及布列松的《扒手》。

就從《扒手》說起吧?？梢哉f，施拉德所有作品都是從這部電影和《鄉(xiāng)村牧師的日記》來的，他的電影總是由一個獨居男人的自言自語開始，到主人公被一個符號化的理想女性的救贖結束，最后一個鏡頭完全參照《扒手》的結尾：為自己的罪付出代價的男主人公在女主人公仿佛圣母般的注視下得到了拯救。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電影都是雷同的，就好比《出租汽車司機》和《美國舞男》不可能是同一部影片一樣。但我們可以說，它們通過不同的故事表達了類似的思想，而這些思想我們都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解釋，如果我們明白《扒手》就是改編自《罪與罰》，布列松大部分電影的故事或主題也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會理解施拉德的“存在主義電影”到底意味著什么，以及在今天是否會真的“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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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作品里，施拉德沒怎么過多討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對老陀作品無疑是很熟悉的。在《算牌人》當中，與陀氏作品的對應頻率可以說超過了他以往任何一部電影。對近似于賭場、賭博的描述讓人想起《賭徒》，主人公威廉煉獄般的虐囚/監(jiān)獄生活對應著《死屋手記》，一如既往的小房間又讓人想起《地下室手記》，“精神上的父親”和少年的復仇又有《少年》和《罪與罰》的影子。

《算牌人》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主人公，化名威廉的“算牌人”年輕時曾經因為熱血激情被特種兵招募，上校以愛國之名訓練他們極端的審訊手段，并應用在虐囚丑聞中。殘忍虐囚導致的人性喪失和扭曲給他們這批年輕軍人帶來揮之不去的夢魘，在丑聞爆出的時候他們又被當作替罪羊送上法庭，進了監(jiān)獄。

在監(jiān)獄中，主人公經歷了第一次可怕的“罪與罰”，也在孤獨密閉的環(huán)境下學會了玩德州撲克，尤其是表現(xiàn)出了“算牌”方面的天賦。而他出獄后得以靠精準的、不斷的算牌證明自己的存在——對自己人生的掌控，因為他從未被那種貪欲的誘惑所俘虜，所以說他需要的是這種掌控感。

然而有一天，他在這里見到了搖身一變成為上流精英的上校——這個壞人逃脫了罪責，因為他只是借這些年輕人之手實施了惡行，法律無法懲罰他。這又是一個標準的陀氏情節(jié)，比如《卡拉馬佐夫兄弟》。而且他還平步青云，財運亨通。同時，他遇到了前來尋父仇、欲和他結盟的男孩。原來男孩的父親當年也曾被“上校”迷惑，長期的內疚和折磨導致了他的自殺以及家庭的破裂。

“算牌人”在男孩的身上看到了復仇的憤怒，覺察到他的種種不成熟，也看到了在他的憤怒中包含著對自己失敗的掩飾。“算牌人”就此開始了一個救贖，那就是讓這個大學生免于因為怨恨而重蹈覆轍。為此，他接受了金牌經紀人琳達的邀約，要奪取撲克大賽的獎金，用來讓這個孩子復學，和產生隔閡的母親重歸于好，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在這期間他還與琳達產生了愛情。

但是就在他以為男孩接受了他的建議，回到母親身邊的時候，發(fā)現(xiàn)男孩竟然鋌而走險去刺殺“上校”，并毫無意義地死在對方的槍下。這個悲劇性的事件動搖了“算牌人”認為自己可以借算牌而平復創(chuàng)傷記憶的觀點。他決定親自動手來終結這一切。他潛入“上校”的住處，迫使他通過公平的“酷刑對賭”進行最后的了結，并贏得了這場對賭，也為此付出了第二次“罪與罰”的代價。一如既往地，影片在女主人公的探監(jiān)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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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這個故事的深度又在哪里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導演的名字說起。

施拉德這個姓氏是歐洲的一個古老的德語姓，他們是加爾文派清教徒。美國的歐洲加爾文派清教徒移民大都屬于上流社會。美國具有清教徒國家的一面，施拉德在18歲之前都是被禁止看電影的。他的名字“保羅”來自《圣經》中的圣徒保羅，如果讀者不熟悉其人其事的話，至少熟悉保羅的一句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施拉德對保羅始終懷有特別的情感，因為在他看來，只能通過保羅認識基督，因為福音書里留下的痕跡表明保羅參與了整個福音書的編寫過程，而且施拉德認為保羅的殉道比基督更令人著迷?？梢哉f這個名字決定了他一生的價值觀——對人的自由意志的保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福音書的獨特發(fā)現(xià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視為整個歐洲存在主義思想的起點，施拉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納、吸收是自然而然發(fā)生的，因為他們的信仰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處。

“存在主義”是有多重面相的，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總體來說，它指的是對人的自由意志的悲劇性和悖論性的承認，因為哪怕明知道前面有火坑，人還是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人的天性就是叛逆的，他未必會覺得未來的水晶宮大廈就是美好的，他的本性可能更愿意去拆毀它。但與卡夫卡、薩特和加繆的存在主義不同，老陀確認了人的永生——假如將生命只局限在物質性的存在，即生老病死中，人按照他的天性只會導致“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悲慘結局。但是，在人的生命道路上出現(xiàn)了信仰，其中包含著人的美好，人必須認出這種美好，才能走向永生。

這條道路是自由的，不是強制的，因為自由與強制是不兼容的，哪怕是美好的強制也不行。在這條道路上，人必然會因為他張揚自由意志而承受苦難，但是苦難并不是沒有意義。因為人們遲早會發(fā)現(xiàn)，真的自由就是不去作惡的自由。就像布列松強調的，他的電影中的苦難并非意味著神的不在場，而是相反。同樣的，施拉德對加爾文教派的反叛也只能這樣去理解施拉德電影中的那些看似雷同的結尾方式。

《算牌人》是拍給今天的觀眾的，它有著“計算”的雙重意義。一方面玩德州撲克就是需要精通高等數(shù)學的頭腦，冷靜的頭腦，“算牌人”正是想借助這種數(shù)學推算來掌控自己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今天建立在精確計算、大數(shù)據(jù)算法基礎上的對人類社會的美好想象中，排除了人的自由意志，排除了人可能的叛逆，甚至可以叛逆的因素。這種“二二得四”的數(shù)學的邏輯只會導向一個極端功利主義的、排他的社會，只會是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如魚得水的社會。

影片中的“上校”就是這種算計的代表，他的邏輯就像數(shù)學一樣冰冷無情，他時刻通過算計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踩著無數(shù)大兵的青春和鮮血獲取政治資本，又通過資本的加持搖身一變成為科技新貴。在這種新貴的身上集中體現(xiàn)了人性的冷酷。取消了對他人同情的惡是最大的惡，“算牌人”終將與這種惡進行決斗，而且這種決斗要在一種公平正義下展開。

施拉德并未給我們展示這個較量的過程，但是他無疑告訴了我們這個較量的最終結果，并告訴我們將要付出的慘重的代價。但它最后通向的是一條新生的路。所以，我們不能將其看作是一個大眾電影中常見的復仇故事，而這才是導演要傳遞的信息。

它對今天的觀眾是否有“意義”呢？只能由觀眾自己判斷了。